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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79年到2019年,中國的奧林匹克事業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1979年11月26日,國際奧委會在瑞士洛桑正式宣布,經過國際奧委會全體委員通訊表決,確認代表全中國奧林匹克運動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奧委會,正式名稱為“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會址在北京。

                從1979年到2019年,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式出現了重大的轉移,體育改革進程也不斷深入,我國對待奧林匹克的價值觀念也在這一進程中產生了與時俱□進的變化,我國在國際奧林匹克運動中的作用也在不斷發生改變。

                40年,中國從參與奧運到積極申辦、承辦奧運,從重回奧組委時無任何中國人在國際奧委會任職到奧組委中各個分支委員會中均出現中國面孔,從奧運會上零的突破到冬夏兩季奧運會均有具有競爭優勢的、能夠爭金奪銀的體育團隊以及運動員,從奧林匹克事№業上的單一的參與者到具有奧運影響力的體育大國,40年,中國奧林匹克事業歷經滄桑巨變。

                回顧中國連續參與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的40年,是伴隨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中國的大國和平崛起、是具有時代意義的40年,也將是在中國體育的歷史長河中無與倫比的40年。梳理新中國參與國際奧林匹克的40年,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一條主線:中國始終將體育事業發展的價值理念融入參與國際奧林匹克運動中去,這種理念是價值觀上的共融與一致,可稱為 “命運共同體”。

                新中國參與奧林匹克運動的歷史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同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開了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籌備會,決定將原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改組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1952年6月,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在北京成立,這也標誌著中國奧林匹克事業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同時,中國於1952年7月派出代表團參加第15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這也是新中國歷史首次參與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由於1954年至1956年國際奧委會對於中國在國際奧委會事務中唯一合法地位存在“兩個中國”的陰謀,從1956年第16屆夏季奧運會開始,中國被迫中斷與國際奧委會的關系,直至1979年10月的“名古屋決議”恢復了中國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席位。

                從1949年到1979年,新中國奧林匹克事業存在著內環境不穩、外環境不順的歷史格局,這一時期的我國奧林匹克事業由於參與國際奧委會事務的時間短,國內奧林匹克事業又受到“文革” 嚴重影響,存在著歷史連接不緊密以及發展趨勢不連續的歷史現象,這不利於對問題的本質進行歷史梳理與探究,所以,僅將新中國參與奧林匹克事業的時間界定為從1979年至2019年更具歷史的現實意義。

                舉國體制下的奧運爭光時期(1979-1995)

                1979年我國恢復國際奧委會合法席位,這一時期恰逢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初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國的體育事業(特別是奧林匹克體育事業)開始肩負起對外開放過程中樹立國家形象的歷史功能。通過參與奧運會來展示我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成就,通過奧運賽場上的升國旗、奏國歌來提升我國的國際形象。在這一歷史時期裏,我國獲得了第一枚奧運會金牌,同時也在“兵敗漢城”的奧運洗禮過程中正視到我國競技體育事業與國際一流體育強國之間的差距。

                這一時期,我國參與奧林匹克運動無法回避的是舉國體制。舉國體制初創於新中國成立之初,而形成並發展於我國以奧運爭光為代表的體育事業發展黃金時期。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的經濟基礎並未能夠有效地保障在國際體育發展中嶄露頭角的中國體育現狀,因此,國家體委以及各省體委在普及和提高的前提下,“側重抓提高”(這一工作核心思路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為滿足國家社會發展需要和人民的期望,實現特定的體育發展目標●和完成奧運任務,省級以上體委在體育工作中,側重發展競技體育,著眼於在奧運會上奪取優異成績)。

                在集中資源優勢的情況下,我國競技體育在這一歷史時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績,同時,中國體育行政官員也在我國這種績優的制度下逐漸進入到國際奧委會中工作,特別是何振梁1989&shy;&shy;—1993年任國際奧委會副主席,極大地帶動了我國奧林匹克運動在國內的開展。

                1995年7月國家體委發布了《奧運爭光計劃》,這標誌著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的舉國體制下形成的以參與奧林匹克的競技體育事業逐步進入到制度化與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因此,從1979年我國加入國際奧委會到1995年《奧運爭光計劃》頒布的這段時期,我國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是在以國家意誌表達的爭光體育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國家體育主管部門起到總體掌舵作用,舉國體制在制度上體現出歷史優勢,體育運動隊以及運動員以國際賽場的爭金奪銀為國爭光為最高目標。

                體制改革下的全面參與時期(1995-2008)

                1995年《奧運爭光計劃》的頒布,確定了奧林匹克事業在我國體育發展中的重要基石作用。從1996年亞特蘭大夏季奧運會開始,我國逐步穩定地確立了在奧運會上的成績與地位。2001年我國獲得2008年夏季ζ奧運會的舉辦權,並成功地承辦了一屆奧運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夏季奧運盛會,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全面參與28個大項的全部比賽,最終獲得了48枚金牌、97枚獎牌(2008年奧運會獲51枚金牌、100枚獎牌, 2017年被國際奧委會收ζ 回3枚金牌)的歷史成績,創造單屆奧運會金牌總數歷史第一的傲人成績。

                從1995年開始,我國逐步進入了體育體制改革時期,相關體育制度逐步確立,1998年3月國家體委改組為國家體育總局。在新的國家體育行政領導機構的帶領下,我國體育事業進入到全面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時期:積極參與國際體育賽事,承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實現冬季奧林匹克運動中冰上(楊揚,2002)以及雪上(韓曉鵬,2006)項目金牌零的突破,國際奧委會中的中國委員逐漸增多(於再清、呂聖榮、楊揚、李玲蔚)。

                從1995年到2008年是我國奧林匹克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我國的舉國體制逐漸體現出制度上的成熟,在不斷地體制改革過程中,我國運動員全面地在國際賽場爭金奪銀。在全面參與奧運的時期,我國體育事業逐漸在國際奧林匹克發展過程中確立了體育大國的地位。

                大國崛起下的國際影響時期(2008——至今)

                2008北京奧運後,我國體育發展也進入到“後奧運”時期。2015年,北京與張家口又獲得了第24屆冬奧會的舉辦權。可以說,從2008年北京奧運無與倫比的承辦到2022年冬奧的再次申辦成功,中國正在以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形象來與奧林匹克事業進行有效互動。

                2008年到2022年是中國立足於全面參與奧林匹克、展示崛起的大國形象的歷史時期。這一歷史期裏,我國體育開始在奧林匹克運動發展的過程中勇於承擔歷史責任,從中國政府、中國企業、中國的社會組織到中國的普通公民對奧林匹克的的認識逐漸趨於理性,並積極參與其中。如:2014年我國將全民健身升級為國家戰略,這標誌著我國從以關註競技體育為主的國家體育向以關註公民體育為主的公共體育發生了戰略轉移,在全民健身國家戰略過程中我國政府在2015年申辦2022冬奧會過程中提出了“3億人上冰雪”的國家戰略構想,將奧林匹克與全民健身的融合推向了歷史新高度。

                2008年至今是我國在大國崛起過程中充分展示國際形象、勇於承擔中國在奧林匹克運動中的歷◥史責任的重要時期。我國積極承辦奧林匹克各級各類的活動,全面展示新時代中國的國家形象,深度融合國際體育發展與全面提升公民的綜合健康水平是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參與奧林匹克運動的時代表象,而這些時代表象也越發與歷史上體育強國過程的符號性特征相吻合。

                新時代奧林匹克事業發展將助力我國體育強國建設

                從1979年到2019年,中國的奧林匹克事業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回顧並總結40年的發展經驗,有利於應對社會變遷過程中我國的奧林匹克發展思路。40年,從挫】折到進步,從不知所措到從容不迫,從初出茅廬到飽經滄桑,從各行其是到同舟共濟,我國的奧林匹克事業逐步融入世界奧林匹克事業的價值體系中去。

                面向新時代,再次審視40年中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將有利於我國體育事業在這一歷史時期的發展方式轉向,也將有利於我國體育在區域體育文化構建中的影響,也將有利於我國在新時代對世界體育的貢獻力與影響力的構建,更將有利於我國體育強國的建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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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作者:邵凱 責任編輯:朱翠立 新聞日期:2019-11-27 點擊: